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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周期调节托底,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仍靠改革
公司名称:联合水务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19/12/13 17:00:00

       近期宏观经济研究界开展了宏观形势和应对策略的大讨论,对于经济下行是各方的基本共识,分歧主要集中在经济下行的幅度和速度、下行原因是外部还是内部、应强化逆周期调节还是任由经济下滑。

       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2020年经济工作思路: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在当前的内外部复杂形势下,如何研判未来经济走势,应该如何做好六稳工作?我们有几个基本判断:第一,当前经济形势严峻,虽然有人口老龄化加快、环境污染成本上升等长期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行的影响,但也要注意到预期恶化一旦形成,经济下行可能加速下行,因此政策必须出手稳增长。第二,不能把正常的逆周期调节等同于大水漫灌,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正常使用并不必然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尤其是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结构性作用。第三,逆周期调节只是短期托底,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仍靠改革,靠改革开放释放市场活力,建立激励机制激发民营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一、当前内外部形势复杂严峻,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疲软,经济下行压力大。

       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分别为6.4%、6.2%和6.0%,基本上逐季下行,创1992年GDP季度核算以来新低。

       首先,消费受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和高杠杆率抑制,2019年10月社零增速创2003年以来新低。经济增速逐年下行,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预算约束收紧,消费谨慎;居民部门杠杆率较高,债务负担和利息支出压力较大,同时消费性贷款增速放缓,超前消费受到抑制。

       其次,投资不振,基建反弹弱,制造业投资低迷,房地产投资缓慢下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2009年高位之后连年下滑,2019年1-10月累计同比下滑5.2%;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拉动由最高的8个百分点降至2019年前三季度的1.2个百分点。第一,基建投资反弹力度弱,受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和严控隐性债务制约。第二,制造业投资2019年1-10月累计同比仅增长2.6%,受出口下行、利润下滑、中长期贷款占比偏低影响。其一,受贸易摩擦因素影响;其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自2017年以来持续下行,PPI转负通缩,一些企业没有新增投资、扩大产能的动力;其三,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仍偏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第三,房地产投资是2019年经济的重要支撑,融资和监管政策收紧、销售降温、土地购置负增长,未来将缓慢下行。2019年1-10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仍然保持在10%以上,但随着房地产销售增速持续下滑,棚改货币化逐步退出,房地产融资政策收紧,在“房住不炒”、“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的背景下,房企拿地更加谨慎,预计未来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回落。

       最后,出口受全球经济周期下行叠加贸易摩擦冲击负增长,2019年1-10月累计同比-0.2%。全球经济周期下行,出口订单减少;另外还有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国经济面临通缩而不是通胀,当前CPI高企主要是结构性通胀而非经济过热导致的全面通胀,核心CPI稳定,PPI为负。猪肉价格快速上涨主要受环保限养一刀切和非洲猪瘟等供给侧冲击影响,应剔除猪肉价格剧烈波动对通胀带来的干扰。随着工业品价格快速下跌,一些企业实际利率持续上升,不利于营业收入和盈利状况,投资支出减少,总需求下滑,形成“债务-通缩”循环,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当前经济下行有外部和周期性因素,但主要是内部和结构性因素,短期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长期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需推进,未来的关键是,短期强化逆周期调节,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振微观主体信心。

       二、财政、货币、汇率三大政策工具协调发力做好逆周期调节,财政优于货币,货币优于汇率,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

       就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效果对比而言,财政优于货币,货币优于汇率,主要是基于:第一,从效果看,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不同于总量的货币政策,减税降费、适度超前基建等在扩内需、降成本、调结构、稳预期上均能发挥作用,效果好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优势在于总量调节降低融资成本,但货币政策对CPI结构性通胀、信用分层等结构性问题的作用较为有限;第二,财政政策空间大于货币政策,中国赤字率和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负债率较低;第三,汇率政策目前更多是市场化,且受贸易谈判制约。

       首先,关于财政政策:建议2020年财政政策更积极,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赤字和专项债达到两个“3万亿”,支持减税和基建,放水养鱼,扩大内需。在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大责任,且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可以解决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第一,适度扩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财政赤字,赤字率可考虑突破3%,赤字总额3万亿,为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稳基建腾出空间。第二,增加专项债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至3万亿。第三,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第四,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避免财政收入增速下行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乱收费”等不利于营商环境的行为。第五,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精简机构人员,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第六,改革财政体制,给地方放权,稳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落实消费税逐步下划地方。

       再者,关于货币政策:不要把正常降准降息的宏观逆周期调节简单等同于大水漫灌,该降准降准,该降息降息,通过小幅、高频、改革的方式降息,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疏通利率传导机制,改善流动性分层,提高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在贷款中的比重。

       三、改革开放释放经济活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更大力度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经济增速换挡过程中并不天然存在中速增长平台承接,不改革,可能没有底,要对形势的严峻性有充分的紧迫感,不能顺其自然下滑,需要通过改革构筑新的增长平台。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干部和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与官员激励机制及所有制中性落实不到位有关,部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层层加码、一刀切等问题,挫伤了一些基层干部和企业家的积极性。

       具体的一些建议包括:第一,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二,深化国企改革,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落实竞争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第三,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第四,中央政府加杠杆、转移杠杆,让微观主体轻装上阵,大规模减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第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发展PE、VC等。第六,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本文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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